——包某能等诉刘某新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40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3. 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
被告(被上诉人):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家政 中心
【基本案情】
包某能与周某芳系夫妻，包某婷、包某系二人子女。于某姐系周某芳之母， 周某玉系周某芳之父。刘某新与诸某系夫妻，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 华系二人之女。诸某于2018年6月15日死亡。
2017年3月3日，刘某新与家政中心签订《家政服务合同书》,约定：家 政中心为刘某新提供服务人员，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3月3 日，刘某新向家政中心交纳服务费500元；家政中心在一年内为刘某新调换不 合适的服务人员；刘某新要按月给家政中心服务人员结算劳务报酬。上述合同 签订后，刘某新支付了服务费，家政中心先后为刘某新介绍了三位家政服务人 员，第三位为周某芳，周某芳于2017年8月6日开始为刘某新、诸某提供家政 服务，劳务费由刘某新、诸某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周某芳于2017年8月14


日在医院进行了健康检查，检查记录显示其健康状况无异常。
2017年9月16日上午，因周某芳身体不适，未能起床做早饭，刘某新、 诸某联系刘某平，刘某平陈述其因已预约手术，在周某芳告知其已不难受后， 继续手术，于中午赶到刘某新家中，联系周某芳家人并给家政中心打电话。14 时33分，刘某平与周某芳女儿包某婷取得联系，通知其周某芳生病，并告知了 其刘某新家庭住址。17时10分，家政中心工作人员岳某到达刘某新家。
在本案立案受理前，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于2017年 11月14日起诉刘某平、岳某、家政中心至法院，经法院开庭审理后撤回起诉， 在该案2018年3月28日庭审中，包某婷到庭陈述：2017年9月16日14时33 分刘某平通知其母亲生病；其于16时到达刘某新家；其母亲躺在刘某新家床 上，没有盖被子，褥子是湿的，能说话。在法庭询问其为何没有拨打急救电话 时，包某婷回答：“我以为是闹矛盾，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想等我姨夫来。”包 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认可包某婷赶到刘某新家的时间为当日 17时40分。包某婷到达后，家政中心工作人员岳某拔打急救电话，刘某新、 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称包某婷拒绝叫救护车，称等其姨夫来拉去 就医；当日18时30分，刘某平与岳某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后包某婷姨夫赶到； 18时40分，岳某所拨打的急救车赶到。根据刘某平提交的通话录音显示，急 救车赶到时，急救医生表示周某芳已经没有反应了。后周某芳被送至医院，诊 断证明记载：周某芳因猝死，于2017年9月16日就诊于我院急诊，来诊时无 呼吸及心跳，于2017年9月16日22:06宣布临床死亡。后周某芳家属向派出 所报案，公安局进行尸检后出具死亡证明，载明周某芳死因为心脏病；公安局 同时出具关于周某芳死亡的调查结论，载明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庭审中，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陈述：当日两次询问 周某芳情况时其均称不难受了，不用打急救电话，刘某平要求其提供家属电话 周某芳不给，称其自己给家属打电话，后刘某平通过周某芳外甥才联系上包某 婷。根据刘某平提供的通话录音显示：2017年9月16日15时周某芳曾出现呕 吐现象。法院询问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在周某芳褥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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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2022年度案例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湿的情况下为何没有及时拨打120,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 华回答称：包某婷到达之前，我方三次与包某婷通话，包某婷均表示周某芳没 事，拒绝拨打急救电话。
本案审理中，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表示出于人道主 义愿意补偿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2万元。
【案件焦点】
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家政中心是否存在过错，是 否履行了及时救助的义务。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 刘某华对于周某芳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周某芳的死亡系因心脏病所致，并非因提供劳务造成；其次，刘某 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也不存在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 姐、周某玉所述的没有及时告知家属、延误救治情形。周某芳作为成年人，对 于自身疾病、身体不适程度的感知程度远超其他人。在身体出现不适后，在自 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周某芳自己应当及时就医，而并不是拖延病情直至依赖 其他人拨打急救电话。根据包某婷的陈述，其于当日下午到达刘某新家时，周 某芳尚能讲话，表明周某芳意识尚清醒；故即使如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 某姐、周某玉所述，周某芳前一日已经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那么在意识清醒 的情况下，如此长时间身体不适，周某芳完全可以自行就医、寻求雇主帮助送 其就医或者自行拨打急救电话等，而不是放任病情的加剧。刘某新、刘某平、 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已经及时通知了周某芳的家属。包某婷于9月16日14 时33分接到刘某平电话告知其母亲生病后，虽未亲眼见到周某芳的情况，但作 为直系亲属，理应比第三人尽到更多的注意及关心义务；并且在赶往刘某新家 的路上，包某婷三次接到刘某平电话，理应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急救电话 的拨打并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即使未能赶到现场，包某婷也完全可以拨打




三、雇主与雇员的责任划分 71

急救电话送周某芳就医。遗憾的是，包某婷直至赶到现场，日睹了周某芳的情 况，仍然未能及时送周某芳就医，而是坚持等了近一个小时直至其姨夫到来， 在此情况下，法院实在无法认定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延 误了周某芳的治疗。本案事发时，刘某新90岁，诸某89岁，事发时刘某新亦 身体不适，两位老人雇用周某芳即为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而周某芳的体检记 录亦显示其健康状况无异常，在周某芳出现身体不适后，无法苛责两位并无医 学背景的老人尽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注意义务，刘某新与诸某已经及时通知了子 女寻求帮助，而其子女亦及时通知了周某芳家属，作为雇主，刘某新与诸某已 经尽到了相应的义务。
关于家政中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根据家政中心与刘某新 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家政中心系作为居间人为刘某新介绍家政服务人员，与周 某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周某芳的健康检查记录亦无异常，可以提供家政 服务，周某芳系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家政中心对此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关于家政中心营业执照被吊销后仍然从事经营活动一节，属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职权范围，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法院对于刘某新、 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自愿补偿包 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2万元，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诉讼中，家政中心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 放弃答辩及质证的权利。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
一、刘某新、刘某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自 愿补偿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20000元；
二、驳回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的全部诉讼请求。 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审理过程中，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以与刘某新、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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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刘某群、刘某爱、刘某华达成庭外和解协议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 周某玉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予准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
准许包某能、包某婷、包某、于某姐、周某玉撤回上诉。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之间形 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 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该条确定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况下，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 受损，接受劳务一方承担的责任为过错责任。但是，对于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因自身疾病受有损害的情况，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 该种情况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为依据，接受 劳务一方承担过错责任，但应区分以下几种情况：
1.接受劳务一方有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基本审查，不得 要求提供劳务者提供与其健康状况不适应的劳务。接受劳务一方在与提供劳务 者建立劳务关系时，有义务审查提供劳务者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家政服务这种 相对长期、固定的劳务关系。但是这种审查应当是基本的，疾病的发生有多种 原因，不能对接受劳务方过于苛责。对于因未尽审查义务而要求提供劳务者从 事与其健康状况明显不符的劳务导致提供劳务者受损的情况，雇主应当根据过 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2.如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疾病的产生有过错，则需要根据过错程 度承担相应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疾病如因劳务本身或 接受劳务一方的原因所致，则接受劳务一方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3.提供劳务一方因自身原因突发疾病，接受劳务一方负有基本的救助义 务，未提供救助义务的，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但该救助义务不应超过


正常人认知的必要和合理的限度。家政服务类的劳务，接受劳务方与提供劳务 方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为紧密，在此情况下，对于提供劳务方的突发疾病，接受 劳务一方负有及时救助的义务，如接受劳务-方未履行该义务，则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对于人身依附关系比较紧密的劳务关系而言，该救助义务应当为接受 劳务一方的法定义务，若违背该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对于不具备 医学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而言，对疾病的产生和发病的判断和认知不能超过正常 合理的限度，不能以专业人员的标准要求普通雇主，因此雇主的及时救助义务 不能被无限放大。如果雇主已经尽到了及时发现、询问、告知等义务，则不能 再苛责雇主以更为专业或更为严格的标准去履行救助义务。
具体到本案而言，周某芳身体不适的很长时间内，其意识都是清醒的，能 够自主表达，雇主也询问了其是否就医，其明确表示拒绝并拒绝提供家属联系 方式；在雇主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到家属并且家属到场的情况下，家属也并未将 周某芳及时送医，在此情况下，雇主基于正常人的认知和判断，并不能确定周 某芳病情的情况及其发展情况，也无法将其强制送医，因此，在本案中，雇主 并无过错，无须承担责任。雇主出于人道主义给予周某芳家属的补偿，系基于 其自愿，而非法定的赔偿义务。
编写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孟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