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规则】：
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笔款项先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并约定如借款到期，偿还借款，《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再履行；若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则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协议均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同时成立了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民事法律关系。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对方当事人要求并通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不违反《担保法》第四十条、《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有关“禁止流押”的规定。【案例文号】：（2011）民提字第344号
【裁判规则】：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并发生资金转让，但各方对债权债务的性质各执一词，一方主张是商品房买卖，一方主张是民间借贷，双方均未提供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或者足以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在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探究《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签订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而对合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判断。若从当事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的合同目的及履行情况看，双方缔约的真实意思并非以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资金融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担保债权的实现，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案例文号】：（2013）民一终字第144号
裁判要旨：权利人向有关国家机关等提出保护其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权利人提出请求后经有权机关处理未能解决纠纷的，则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纠纷未获解决之日起重新起算。案号：（2022）最高法民再325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全部债务本金和利息进行催收，明确要求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债务人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和盖章，并未明确写明其不认可或不同意履行该债务，签字或者盖章只代表收到通知书等内容，其上述行为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仍受法律保护。审理法院可据此事实认定债务人的签收行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7298号
裁判要旨：基于一般理解，尽管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创设的目的均是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保证期间显然有别于诉讼时效。当事人在一审中主张保证期间经过并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案号：（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另案中提出的抗辩，是其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现为该规定第十一条第八项）规定中的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46号
裁判要旨：（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向对方提出要求以及向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均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当事人通过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的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1464号
裁判要旨：债务人经营场所长期无人，债权人至债务人经营场所催收债务以及受让案涉债权的各债权人刊登公告的行为，均会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3729号
裁判要旨：诉讼虽未经法院实体处理，但足以表明一方当事人曾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过合同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此重新开始起算。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237号
裁判要旨：在报纸上向债务人发布催收公告时，尽管公告刊登的债务人企业名称与实际名称不完全一致，存在笔误，但如果结合其他情形，能够确定催收对象即案涉债权的，可以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4260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已将向债务人催款的函件邮寄至债务人所在公司，且该邮件已被签收，邮寄单上收件人填写的也是债务人的姓名及联系电话。上述邮件被签收可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2543号
裁判要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现为该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现为该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公证催收债权的方式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产生法律规定的效力。基于此，如果公证送达债权催收文书的内容真实，意思表示明确，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的，则应当认定在公证书确定的主张权利之日诉讼时效中断。
案号：（2005）民二终字第200号
裁判要旨：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通常而言，诉讼时效的中断需要当事人一方提出明确主张，此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在双务合同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以对方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而不履行合同相关义务，虽然其未直接主张相应权利，但通过不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方式进行抗辩，实际是对其权利的消极主张，亦构成其主张权利的事实，该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中断。如果该抗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视为诉讼时效持续中断。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888号
裁判要旨：依据对账人员的任职情况以及工资发放记录，其有权代表当事人进行对账，而无需当事人对其授权。当事人的企业电子邮箱与其对账人员的QQ号码相一致，公司联系电话与QQ聊天记录中对账人员发出的电话相一致，能够判断出对账人员系当事人公司人员，亦有权代表当事人在QQ中对账。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对账的行为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2194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向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且具有可认定为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的客观事由的，应当认定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义务人的关联企业与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同一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基于对义务主体的错误认识，而向与义务人具有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由于法定代表人为法人的代表机关，其行为即为法人行为，故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认定为到达义务人，应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如果关联企业为义务人设立的子公司，且义务人将涉案债务委托该关联企业代理，关联企业代义务人偿还了部分债务，则债权人向该关联企业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为到达了义务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参考：案号：〔2004〕民二终字第88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主张债权的行为与其要求行使抵押权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相互之间不能替代。债权人单纯针对主债权提出清偿请求的，不会引起抵押权行使期间的中断，债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抵押权发生消灭，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案号：〔2014〕民申字第1310号
《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现为该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规定亦表明，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同时引起两个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即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两个债权均应属于受人民法院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债权。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论其此后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115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5项（现为该规定第11条第5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申请强制执行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在申请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时即已发生,参考：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289号
一直采取派人看管案涉房屋以及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信访的方式主张权利，前述事实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参考：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93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因此，即使起诉最终因其未按期交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参考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
答：首先，技术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通常用于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资料上，一般不能用于对外签订合同、对账结算价款等。因此，加盖此章的工程量对账单，要坚持认人不认章，在不能确定盖章人的身份或者权限的情况下，一般不能作为确认工程量的依据，但如果双方在工程施工中曾经多次使用，符合双方交易习惯的，亦可认定加盖此章的文件资料的效力。
其次，对于合同中加盖的承包单位项目部印章以及承包单位印章的效力，也要坚持认人不认章，应当审查参与订立合同或者加盖印章的人员是否有承包单位的相应授权，在合同上加盖印章是否属于承包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并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不能简单根据加盖印章的情况认定为承包单位的行为。如果签约人员或者加盖印章的人员为承包单位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员，则对承包单位具有约束力。如果签约人员或者加盖印章的人员无承包单位代表权或代理权，则按照是否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处理。
再次，加盖项目部印章仅是表见代理的外观特征之一，并不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充足条件。要审慎认定表见代理，除要严格审查是否形成具有代理权的充足表象，还要符合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不能仅以加盖有项目部印章就认定构成表见代理。
答：首先，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不得交付使用。发包人以经营需要为由使用建设工程的情况属于擅自使用。其次，发包人仅对其擅自使用部分的建设工程，不能再以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而对于未使用部分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仍可以主张权利。其三，发包人擅自使用行为仅产生推定工程质量合格的法律效果。如果在发包人擅自使用前就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也已要求承包人修理，但承包人拒绝修理的，发包人使用后仍可向承包人主张权利。其四，如果建设工程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内承担民事责任，不受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及发包人是否擅自使用的影响。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三）因发包人原因建设工程未按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满二年。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因此，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是以工程缺陷责任期届满为支付条件，并不以工程保修期限届满为支付条件。在当事人对工程质保金返还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按照该条规定第一款第二、三项处理，无需考虑工程保修期限。当然，如果当事人约定质保期满退还质保金的，应当按照约定时间返还。
答：工程造价定额标准仅是提供给当事人确定工程款的推荐性、参考性标准。工程造价定额标准中的规费、措施费、社保费、税金仅是确定工程款的组价项目。当事人在确定工程款时，可以约定其中的个别组价费用项目不计取，如约定社保费、安全文明措施费等不计取，规费按照某一年度标准计取等。如果当事人约定对工程造价定额标准中的个别组价费用项目不计取的，应为双方对工程款的约定或者为承包人对发包人的让利，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如果当事人约定按照工程造价定额标准结算工程款的，工程规费、措施费、社保费、税金等均属于工程款的组成部分，则上述造价费用均属于当事人应得的工程款，而无需考虑实际施工人是自然人或者是有施工资质的企业。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文义解释看，工程款结算中的默示条款，不仅包括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默示行为，还必须包括默示行为的法律后果，即发包人在约定期限内逾期不结算的，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明确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默示行为后果的，即没有明确约定“视为认可承包人提交的结算文件的”，发包人逾期不予答复的仅构成违约，不能适用该解释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就此出台答复意见，该解释规定的默示条款不包括住建部示范合同文本中的通用条款的约定内容。
答：商业汇票只是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承包人接受发包人开出商票并到期兑付的，或者已将商票背书转让的，应视为发包人已付工程款。承包人持有的商票到期未能兑付或出票人拒绝兑付的，除因承包人未按照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等其自身过错被拒绝兑付外，发包人的付款行为并未实际完成，仍应承担相应数额的付款责任。因此，承包人有权将未兑付商票金额计入欠付工程款中一并起诉，也有权按照票据纠纷另行主张权利。基于诉讼便利原则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在承包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可将未兑付商票金额计入欠付工程款中一并处理，同时应当判令承包人退还商票，不应再告知当事人依票据纠纷另行主张权利。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依据前条规定仍不能确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依照规定履行。在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没有签订施工合同，工程款计价标准不明的情况下，可按照上述工程款漏洞填补规则处理。同时，在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情况下，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的工程款，一般不会超出其从发包人处应得的工程款。因此，从交易习惯角度考虑，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的计价标准可以参照发包人与承包人合同约定的标准，同时应防止价格倒挂。
答：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待业主支付后再予支付”内容，属于附期限支付工程款的约定，需要考虑约定该条款时双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但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不能因为该条款约定而怠于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使合同相对人的期限利益长期得不到实现。因此，无论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是否有效，如果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在合同履行中怠于行使权利主张债权，妨碍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相对人权利实现的，其又依据该条款约定抗辩不支付工程款的，不予支持。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认定，可以参照代位权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由实际施工人承担举证责任。
实践中，一些合同中还约定有“发包人不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承包人也不向实际施工人支付”等条款内容，属于附条件支付工程款的约定，需要考虑该条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以及是否存在阻碍条件成就的情形。如果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权利主张债权，使合同所附的成就条件得不到实现的情形，而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依据该条款约定抗辩不支付工程款的，则属于以不作为的方式阻碍条件成就，不予支持。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因此，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施工合同中关于工程款、付款时间、质量标准、建设工期等内容可以参照适用。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0条、《工伤认定办法》第18条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22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当事人起诉后未依法交纳诉讼费，经催告仍不交纳，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起诉状副本并未送达相对人，张某既未通过诉讼方式，也未通过诉讼外方式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裁判观点：婚前个人贷款婚后共同还贷房屋，离婚时，共同还贷及其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具体如何分割可查看本网站中此文：虞城刘律师：婚前一方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离婚时的分割。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5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以下内容：
1.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2.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比如夫妻共同经营一家商店，产生的收入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知识产权的收益，比如夫妻一方获得的稿费收入、专利权转让费用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4.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这部分财产不包括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5.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6.夫妻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7.夫妻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对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具有平等的处理权。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观点：首先要看出租的具体用途性质，虽然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构成“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如何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进行了规定，具体到本案车辆有偿出租给他人使用，但该行为与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区别，承租人事故时使用用途系用于生活出行，未有证据证明用于营运性质的运输，与私人生活用车无本质区别，案涉车辆并未因出租改变其使用性质，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裁判观点：现实世界中侵权结果的发生，成因错综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一个损害后果的出现，有时与数个行为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应当考虑数个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损害参与度，即原因力比例的问题。当受害人本身存在特殊体质的时候，亦应当考虑原因力比例。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过失责任，对于损害结果加害人也不愿发生，至于受害人体质如何不是侵权责任人所能够预料的，如果全盘否定损伤参与度，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受害人的原有疾病或损害并非加害人造成，加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可能预料到会出现加入受害人自身体质原因造成的结果，故当道路交通事故与受害者自有的损伤因素叠加造成了损害后果，就必须找出造成最终损害后果的原因，区分各个原因作用力的大小，才能有效划清责任。
裁判观点：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总则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约定“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车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三十八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裁判观点：依据交强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应当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用”被保险车辆应当包括驾驶、作业在内，因此，交强险条款并未将作业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特种车辆因作业而引发的责任事故应属于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据此，本案当事人在保险单特别约定栏注明的“在起吊作业过程中，任何情况下造成吊臂的损失；因吊臂折断或者吊升、举升的物体造成保险特种车辆本身和第三者的任何损失，属于除外责任”的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
裁判观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造成的财产损失，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由于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已经就其在本案中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免赔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在本案不能据该免责条款主张免赔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确认该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的损失全部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裁判观点：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虽患有多种疾病，但并未有证据证明事发前其曾因原先疾病住院治疗，表明受害人原先疾病并未影响其正常生活，更不会因此引发其住院、护理等情况的出现。因此，受害人自事故发生至死亡前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丧葬费、鉴定费等经济损失完全由交通事故引发，应由侵权人全部承担，而不应考虑事故参与度予以赔偿。但受害人的死亡系交通事故和自身疾病结合所致，自身疾病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且其死亡结果已超出事故造成疾病正常情况下的预期范围，因此，对于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直接性财产损失，如不考虑事故外伤参与度，由侵权人全额赔偿，显然有失公平，故在计算上述两项费用时应乘以25％的事故外伤参与度。
裁判观点：该事故虽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保监会对江苏省徐州市原九里区人民法院的《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 [2008]345 号 ) 中明确回复，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比照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起重机属于特种车辆，其主要功能为特种作业、起吊货物等，而行驶功能仅是其一个附属功能，其存在的目的在于能够使得起重机能更好地完成起吊装作业。且实践中，起重机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往往少于作业时间，其作业时的风险亦远大于行驶过程中的风险。起重机特种作业车辆与普通机动车同为交强险的保险标的，其在作业事故发生时与交通事故发生时相比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并无本质区别，应当获得同样的社会救济。
裁判观点：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限应为投保单以及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期限。一方面，车辆的商业险并非强制性保险，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间的时间起算点，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区间的自愿约定，该条款虽然与保险责任有关，但并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是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条款，故不能将确定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条款视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不应适用免责条款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险合同的当事人，明知投保车辆已处于脱保状态，其在投保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具有更高注意义务，但其在投保时未向保险公司要求案涉保险责任期间应自签订合同或缴纳保险费时起生效，保险合同中亦未加盖或者写明“即时生效”字样，故对于保险人责任范围外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依约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车辆贬值损失并不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车辆的贬值损失即使鉴定也不应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5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以下内容：1.工资、奖金、劳务报酬;2.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比如夫妻共同经营一家商店，产生的收入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3.知识产权的收益，比如夫妻一方获得的稿费收入、专利权转让费用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4.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这部分财产不包括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5.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6.夫妻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7.夫妻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对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具有平等的处理权。
律师解答：明知公司职工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其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工伤职工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该行为应认定构成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清算组成员的其他股东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未尽到其应尽的查知责任，也应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该类型争议中，其实已经不算典型的劳动争议本身，而是将劳动者视为债权人之一，清算组未将其工伤保险待遇纳入清算债务，损害了作为债权人的职工的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3条第1款第4项：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律师解答：详见《劳动法》第61条、第62条、第63条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第8条、第9条之规定
虞城县律师解答：根据《劳动法》第25条，《劳动合同法》第39条，这几种规定的情形出现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即使女职工在“三期”内，也可以单方解除。
解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服从用人单位的用工指示，给用人单位的生产、生活及用工管理带来严重影响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与此情形相比可参考另一案件：https://fazhuwang.com.cn/1848/.html
解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包括：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此即劳动者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和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此即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此即无过失性解除的情形。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此即经济性裁员的情形。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气此即因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此即因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可统称为因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丧失）而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如《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3条规定，《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因用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工伤职工的经济补偿金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不得相互抵扣。《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法终止工伤职工的劳动合同的，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外，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如果离婚时有约定抚养费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数额向对方主张，如果离婚时约定对方不支付抚养费，但在实际抚养子女的生活中情况发生变化（依据情况而定），也可以向对方主张抚养费；如果离婚时没有约定抚养费的，离婚后可以主张抚养费；特别是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仅约定一方不支付抚养费，虽然夫妻双方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在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问题做出了明确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如果双方的情况较离婚时发生重大变化，抚养方也能举证证明其生活存在明显困难，那么子女在必要时向另一方父母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利于亲子关系更加融洽，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婚约彩礼纠纷一般不会和同居关系扯上关系，因为婚约彩礼纠纷一般都是要求返还彩礼，而同居关系纠纷一般涉及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但是一旦男女双方虽然经过相亲送礼后，但是既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领取结婚证就在一起生活，且共同生活时间短。则构成两个案由的重合。
前者双方没有同居，对于男方给女方过的彩礼款一般按赠与性质认定，有些财产的赠与是以双方结婚为成就条件的。后者，因为双方已经举行了婚姻，并共同生活，双方在“结婚”同居过程中，女方可能将男方所过的彩礼已经为结婚支出了不少，而且双方的“结婚”同居目的已经实现，且女方在同居过程中还有了身孕，虽然可能双方当时因为不到婚龄或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但这不影响双方已经形成了实际的同居关系，这时的彩礼金性质就是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一般应认定为双方共有财产。只能将剩余部分平均分割。而不能按婚约财产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