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观点：首先要看出租的具体用途性质，虽然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构成“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如何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进行了规定，具体到本案车辆有偿出租给他人使用，但该行为与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区别，承租人事故时使用用途系用于生活出行，未有证据证明用于营运性质的运输，与私人生活用车无本质区别，案涉车辆并未因出租改变其使用性质，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裁判观点：现实世界中侵权结果的发生，成因错综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一个损害后果的出现，有时与数个行为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应当考虑数个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损害参与度，即原因力比例的问题。当受害人本身存在特殊体质的时候，亦应当考虑原因力比例。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过失责任，对于损害结果加害人也不愿发生，至于受害人体质如何不是侵权责任人所能够预料的，如果全盘否定损伤参与度，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受害人的原有疾病或损害并非加害人造成，加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可能预料到会出现加入受害人自身体质原因造成的结果，故当道路交通事故与受害者自有的损伤因素叠加造成了损害后果，就必须找出造成最终损害后果的原因，区分各个原因作用力的大小，才能有效划清责任。
裁判观点：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总则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约定“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车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三十八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裁判观点：依据交强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应当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用”被保险车辆应当包括驾驶、作业在内，因此，交强险条款并未将作业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特种车辆因作业而引发的责任事故应属于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据此，本案当事人在保险单特别约定栏注明的“在起吊作业过程中，任何情况下造成吊臂的损失；因吊臂折断或者吊升、举升的物体造成保险特种车辆本身和第三者的任何损失，属于除外责任”的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
裁判观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造成的财产损失，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由于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已经就其在本案中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免赔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在本案不能据该免责条款主张免赔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确认该车辆购置税和贷款手续费的损失全部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裁判观点：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虽患有多种疾病，但并未有证据证明事发前其曾因原先疾病住院治疗，表明受害人原先疾病并未影响其正常生活，更不会因此引发其住院、护理等情况的出现。因此，受害人自事故发生至死亡前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丧葬费、鉴定费等经济损失完全由交通事故引发，应由侵权人全部承担，而不应考虑事故参与度予以赔偿。但受害人的死亡系交通事故和自身疾病结合所致，自身疾病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且其死亡结果已超出事故造成疾病正常情况下的预期范围，因此，对于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直接性财产损失，如不考虑事故外伤参与度，由侵权人全额赔偿，显然有失公平，故在计算上述两项费用时应乘以25％的事故外伤参与度。
裁判观点：该事故虽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保监会对江苏省徐州市原九里区人民法院的《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 [2008]345 号 ) 中明确回复，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比照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起重机属于特种车辆，其主要功能为特种作业、起吊货物等，而行驶功能仅是其一个附属功能，其存在的目的在于能够使得起重机能更好地完成起吊装作业。且实践中，起重机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往往少于作业时间，其作业时的风险亦远大于行驶过程中的风险。起重机特种作业车辆与普通机动车同为交强险的保险标的，其在作业事故发生时与交通事故发生时相比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并无本质区别，应当获得同样的社会救济。
裁判观点：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限应为投保单以及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期限。一方面，车辆的商业险并非强制性保险，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间的时间起算点，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区间的自愿约定，该条款虽然与保险责任有关，但并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是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条款，故不能将确定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条款视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不应适用免责条款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险合同的当事人，明知投保车辆已处于脱保状态，其在投保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具有更高注意义务，但其在投保时未向保险公司要求案涉保险责任期间应自签订合同或缴纳保险费时起生效，保险合同中亦未加盖或者写明“即时生效”字样，故对于保险人责任范围外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依约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车辆贬值损失并不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车辆的贬值损失即使鉴定也不应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