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文鑫说法   作者：郑文鑫

或许是因为受影视剧的影响，也可能是对法庭居中裁判理念的朴素认知，以至于不少人有这样的认识——控辩双方真正的战场在法庭上。

我不是要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只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辩护经验看，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真正的战场并不在法庭上。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目前最好和最佳的辩护时机，基本不在法庭上，尤其是在庭审实质化未实质性开展的情况下。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从案件审理期限角度看，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庭审，这段期间非常长。我们暂且不考虑庭审效果的问题，仅仅从这段时间持续的长度看，就已经足够吓人了。一年半载是常有的事(根据目前的规定，生效判决前可以有十三年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从刑事诉讼流程角度看，案件首先经过侦查、起诉，之后才到法院。如果可以在侦查阶段或审查阶段有效处理的，则不应留待法院阶段解决。因为越往后，牵涉的办案单位和人员就越多，影响范围就越广，纠正错误的压力就越大。

第三，从辩护方案角度看，辩护目标大体可以分为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两种。如果是无罪辩护，也应尽可能争取在侦查阶段或者审查阶段进行拦截，而不应把案件留到法院阶段解决。如果做认罪认罚的罪轻辩护，那么庭审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价值，在没有新事实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影响量刑处理。如果做罪轻辩护，但又不认罪认罚(对指控的关键事实有争议的)，也应争取在更靠前的阶段解决，而不是留到法庭阶段。

第四，从羁押率角度看，通常情况下，不认罪的案件如果不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般会被批准逮捕。而一旦被批准逮捕之后，案件走到庭审阶段，则已经过长期羁押，这种长期羁押的事实状态又会反过来成为无罪辩护的障碍，因为一旦判决无罪，则涉及被追责的单位和人员会增加。而如果是做罪轻辩护，也会影响到刑期和刑种的适用。

第五，从证据角度看，案件取证主要发生在侦查阶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检察院还有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机会，即有关证据材料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庭审之前，而证据是诉讼胜负的根本依据，故应当重视证据的收集和影响证据的形成。

第六，从裁判结果角度看，根据最高院公布的数据，法院无罪判决率只有不到万分之三点八，更多无罪的案件，是通过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以及变相无罪的方式处理，而不是通过法院宣告无罪的方式解决。

第七，从有效沟通的角度看，在法庭上，法官很难跟辩护人进行互动式的沟通，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无法形成交锋，以至于法庭上经常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情形，缺乏“争议——说服——共识”的沟通环节。

第八，从裁判权角度看，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并非法官独立。在一些疑难复杂或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法官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出独立判决，案件往往还需要通过合议庭合议、审委会讨论，甚至向更高层请示的方式解决。因此，在一些案件中，最终判决意见，未必就是法官的意见。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公开的报道得知，有些案件法官以及合议庭的意见是无罪的，但经过审委会讨论之后，得出的却有罪的意见，根据规定，最终法官也只能按照审委会研究的有罪意见裁判。这种做法就是备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无论是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的案件，最佳的辩护时机通常不在法庭上。所以，刑事律师应重视法庭之外的辩护。

庭审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开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被告人和家属可以参与的方式，但这不意味着，庭审就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最佳的辩护时机不在法庭，或是说法庭未必是真正的战场，不等于我认为法庭审理不重要。与之相反地是，我依然重视法庭的审理。而且，一个案件一旦走到法庭，往往意味着庭前辩护没有起到效果，或庭前辩护目标已经完成，更进一步的目标需要通过法庭阶段来解决。

我曾经办理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案件，起诉书指控偷渡的人数涉及23人。在庭前辩护过程中，我们已经穷尽了当下可以努力的方式，希望推动侦查人员或者公诉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即我的当事人是在当年的八月份才参与，涉及的人数不到10人，这样其量刑就可以下降一个档次。遗憾地是，我们的意见一直没有被重视和采纳。直到法庭上，通过法庭发问同案被告人，固定了我的当事人是在当年八月份才参与的事实，最终实现了量刑降档的辩护目标。

根据我的辩护经验，最佳的辩护时机虽不在法庭上，但一定要重视法庭的辩护。毕竟有一些案件，是一定要走到法院审理阶段的，有一些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适宜在法庭之外暴露出来，否则可能会受到人为的影响，改变了事实的模样，以至于真相无法到达法庭上，无法被法官所认知，不能影响法官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心证。

法庭上的辩护固然重要，但也一定不要忘记庭后的关注和面对面的沟通，只有抓住每一个环节的机会，穷尽我们所能，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辩护目标，更好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