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书字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人民法院（2024）鲁0829刑初110号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

曾某系培训机构经营者。2021年7月，汪某向曾某承诺可为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办理并注册2021年高中学籍，双方就此签订协议书。随后，曾某将其收取的70名学生定金共计21万元交给汪某，汪某将其中10万元交予受托人用于办理学籍，剩余11万元用于归还个人贷款。因学籍未能办成，汪某于案发前陆续退还曾某10万元，剩余11万元未归还；案发后，汪某又退还曾某6.5万元。2021年7月至8月，汪某向曾某承诺可帮助未达到甲小学、乙中学、丙学校招生要求的学生办理入学手续，并先后收取50余名学生家长经曾某转交的疏通关系费用共计61.9万元。汪某将其中44.4万元交予受托人用于办理入学手续，剩余17.5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因入学手续未能办成，汪某于案发前的2021年11月1日退还曾某1万元，剩余16.5万元未归还。

【案件焦点】

在“请托型”受贿中，行为人将其收取的请托费用交予受托人用以履行请托事项并确实完成部分请托事项的，能否排除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汪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针对汪某对其挪作归还个人债务使用的17.5万元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法院认为，尽管受托人向汪某承诺能办理学生学籍、入学手续等事项，并确实完成部分请托事项，但完成部分占汪某向曾某承诺的事项比例较小。汪某自曾某处共收取50余名学生家长的请托费用，其本人并不具备办成请托事项的能力，需要通过受托人实现请托需求，但其作为公职人员，结合社会经验和一般认知，应当能够预料到为50余名学生办理入学注册的困难性，事后证明其确无能力办成，属于明知自身没有办成请托事项的能力仍作出承诺。对于未归还的款项，汪某辩称先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证据显示汪某个人征信记录不良，经济能力极差，其在挪用17.5万元时便能够预料没有归还能力，事后证明确无能力归还，其辩称先挪用再归还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汪某对该17.5万元具有明显非法占有目的，该数额应纳入定罪量刑考量因素。

汪某经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已退赔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汪某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责令其退赔。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汪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二、责令汪某退赔曾某经济损失人民币21万元。

案件宣判后，判决已生效。

【法官后语】

本案主要涉及“请托型”诈骗罪中，行为人将收取的请托费用部分用于履行请托事项，且确实完成部分请托事项的情形下，对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进行认定的问题。

“请托型”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编造其身份背景、人脉关系或社会地位等手段，向请托人承诺履行请托事项，欺骗请托人并使其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实践中，既存在纯粹的“请托型”诈骗，即行为人自始至终不具有履行请托事项的意图和能力，并将请托人交付的财物全部自用，这种诈骗行为非法占有目的明确，犯罪过程和手段清晰，争议相对较小。但当请托事项具有可分割性时，如本案为数十名学生办理学籍、入学注册手续的情形，行为人确实为履行请托事项采取一定行动，并完成部分请托事项时，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便成为入罪与出罪的核心要件。作为犯罪主观要件，对完成部分请托事项的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可以根据是否存在虚构能力和推脱敷衍的客观行为进行推定，并结合社会普遍规则和大众认知，根据个案计算“部分完成行为”与“全部请托事项”以及“用于完成请托事项的财物”与“收取的请托财物”之间的占比，设置量化标准，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精准认定。

一、虚构能力的认定

请托型诈骗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虚构了足以使被害人产生信任的履约能力或关系资源，这并非简单的“夸大其词”，而是对核心履约条件的虚假陈述，使得请托事项从一开始就缺乏实现的基础。虚构能力或关系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行为人虚构能力或关系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既可能是主动伪造身份，也可能是夸大现有资源。具体需满足以下要件。

（一）虚构内容的核心性

虚构内容的核心性是判断诈骗成立的基础门槛。这里的“核心”特指与请托事项直接绑定的关键要素，即那些能直接决定请托事项能否实现的能力或资源。例如，在办理入学的请托中，“声称认识教育局实权领导且能直接干预招生系统”属于核心虚构——因为这一表述直指请托事项的核心环节，是家长付费的核心信赖依据；而若仅称“在教育系统有朋友，可以帮忙打听消息”，则因未触及关键操作能力，更多属于模糊表述或夸大其词，未必构成诈骗。同理，在职务晋升请托中，虚构“与单位主要领导有亲属关系可直接敲定任命”属于核心虚构，而“熟悉晋升流程，能提供合规建议”则因未虚构关键资源，不具备诈骗的核心要件。这种核心虚构与单纯夸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虚构了请托事项实现的“必要条件”，后者仅对“非必要的辅助条件”进行了美化；前者的虚构足以让请托人产生“事项必然可控”的错误认知，后者则不会动摇请托人对事项本质风险的判断。

（二）能力与承诺的背离性

能力与承诺的背离性，本质上是通过客观事实反推行为人虚构行为的恶意。这种背离并非简单的“能力不足”，而是“从根源上不可能匹配”的本质冲突。例如，一名普通公司职员承诺为他人办理国家级资质审批，因其职业身份与行政审批系统无任何职权交集，且资质审批有严格的法定流程，这种“无权限、无渠道、无可能性”的三重背离，足以认定其承诺自始就是虚构。需特别注意与“事后能力不足”的区分：若行为人本身是教育局工作人员，承诺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协调跨区入学（属于其职权边缘范围），但因政策突然收紧导致失败，属于客观条件变化，不能认定为诈骗；但如果是无业人员仅靠“打几个电话问问”就承诺办理跨区入学，自始无任何政策允许的操作路径，即便声称“会尽力尝试”，也因能力与承诺的本质背离，构成虚构。这种区分的关键在于：前者存在“初始履约基础”（如职权关联、合规路径），后者则自始处于“零履约可能”状态，所谓“尝试”只是骗取财物的借口。

（三）对风险认知的明知性

对风险认知的明知性，是揭示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核心依据，其本质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明知”并非要求行为人明确承认“我知道办不成”，而是通过其经验、身份、社会常识等客观要素，推定其应当预见请托事项的实现风险，却刻意隐瞒并作出肯定性承诺。从实践来看，这种明知性可从多维度体现：

1.职业经验维度

若行为人长期从事教育行业，明知义务教育阶段“阳光招生”政策下跨区入学的严格限制，却对家长承诺“百分百搞定”，并隐瞒需满足户籍、房产等硬性条件的事实，即可认定其明知风险——其职业经验使其比普通家长更清楚政策红线，却利用信息差掩盖风险。

2.社会常识维度

对于“无特殊贡献者破格录用为公务员”这类请托事项，任何具备基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晓公务员招录的法定程序与刚性标准，若行为人仍承诺“花20万元就能绕过笔试、面试”，则显然是明知风险却刻意隐瞒——这种违背常识的承诺本身，就暴露了其欺骗故意。

3.信息掌握维度

行为人若已通过内部渠道得知请托事项的政策窗口期已关闭（如某学校招生名额已满），却仍对请托人宣称“还有内部名额，交钱就能锁定”，这种对关键风险信息的主动隐瞒，即便未直接虚构能力，也因利用信息优势制造认知偏差，构成对风险的明知性欺骗。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明知”并不排斥行为人“尝试运作”的表面行为。有些行为人会以“我确实去跑了关系，只是没成”为由辩解，但如果其“尝试”本身就是敷衍，且结合其事前对风险的明知，则这种“尝试”只是掩盖诈骗故意的幌子。此外，对于那些本身就属于“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的请托事项，行为人虽未明确承诺成功率，但其接受请托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已隐含对“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这一风险的明知——因为这类事项的“风险”本质上是“违法性导致的不可实现性”，而行为人对此的默认接受，就是欺骗故意的体现。综上，对风险认知的明知性，本质上是通过行为人对“事项不可为”的预判与“宣称可为”的行为之间的矛盾，来印证其主观上的欺骗意图，是连接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关键纽带。

本案中，汪某的虚构行为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能力与承诺的严重背离。汪某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嘉祥县税务局工作人员，其岗位职责与教育招生毫无关联，既无职权介入学籍办理，也无专属的教育系统人脉资源。但其仍向曾某承诺“能为50余名未达线学生办理入学手续”，这种承诺与其实际能力存在本质冲突。其二，对风险的明知与刻意隐瞒。首先，为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办理学籍与入学手续本就属于违法事项，汪某对此应当有所认知；其次，结合汪某的社会经验和见识，其能够预料到为50余名学生办理入学的困难性，这意味着其在作出承诺时，应当预判到请托事项在政策上的违法性和实操上的风险性，但仍向曾某宣称事项可为并诱使曾某及学生家长交付费用。

二、推脱敷衍的认定

实践中，行为人面对请托人催问时的推脱敷衍、拖延行为往往与拒不退还请托财物的行为紧密结合，形成一系列非法控制财物的行为集合。尤其在请托事项明确失败或不可履行后，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态度往往成为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依据，通过其客观行为的持续性与实质性，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请托事项的履行状态与财物处置方式结合分析，可形成“行为—目的”的逻辑闭环：若行为人在履行环节始终以形式化沟通敷衍，请托事项失败后又通过转移财物、虚假承诺等方式拒不退款，两者共同指向“无履约诚意且意图永久占有财物”的结论；反之，若行为人能提供实质性履约证据，且在事项失败后积极协商退款，则即便存在短暂拖延，也可能属于民事委托中的履约瑕疵，而非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判断。

（一）履行行为的形式化与实质性脱节

行为人虽表面上有“沟通协调”“等待消息”等回应，但这些行为与请托事项的核心需求无关。例如，在办理入学请托中，家长多次催问进展时，行为人仅以“已找学校老师吃饭”“正在等教育局审批”等模糊表述搪塞，却始终无法提供具体对接人、审批流程节点等实质性信息；甚至在家长明确要求核实进度时，以“关系敏感不便透露”“信任就等，不信就算”等话术回避，这种“只谈过程、不谈结果”的敷衍，本质上就是对履约义务的逃避。反之，若行为人确实在推进事项（如提供真实的审批材料、说明政策变动对结果的影响），即便最终未能办成，其沟通的具体性与针对性也能体现一定的履约诚意，与纯粹的推脱形成区分。

（二）对“事项失败”的态度转变具有滞后性与被动性

当请托事项因客观条件限制（如政策突变、名额已满）明确无法履行时，正常受托人会及时告知请托人并协商退款，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则会刻意拖延告知时间，甚至在请托人自行发现失败后仍拒不承认。例如，行为人承诺为学生办理某高中入学手续，在该校招生工作结束后，仍对家长谎称“正在走补录流程”，直至家长查到录取名单无学生姓名时，才转而以“关系人出差”“系统延迟”等理由继续敷衍。这种对“事项已失败”事实的刻意隐瞒，本质上是为延续对财物的控制寻找借口，其拖延时间的长短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强度成正比。

（三）对请托人合理诉求的对抗性回应

请托人在催问时提出的“核实进度”“变更方案”“终止委托并退款”等诉求，属于基于委托关系的合理权利。若行为人以“你催得越紧越办不成”“现在退款要扣违约金”（无合同依据）等方式拒绝配合，甚至拉黑联系方式、更换住址以逃避沟通，这种对抗性态度已超出正常民事纠纷中“协商分歧”的范畴，而是通过剥夺请托人知情权与选择权，巩固对财物的非法控制，其背后的非法占有意图显而易见。

（四）对请托财物的非法控制或私人化处置

请托财物的流向与处置方式，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排除权利人占有”主观意图的物质载体。现实中，推脱敷衍是其为了持续性非法控制、使用请托财物争取时间的常见手段，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财物处置与“履约需求”的背离

请托财物的合法用途应与请托事项直接相关（如用于支付必要的协调费用、材料成本等），若行为人将财物用于个人消费、偿还无关债务，甚至转移至他人账户规避追查，同时以“暂存账户”“需垫付其他费用”等理由敷衍请托人的退款要求，则构成“处置行为非法性”与“推脱理由虚假性”的相互印证。

2.退款承诺与实际行动的割裂

行为人在请托人催问时，可能作出“一定退款”“分期返还”等承诺，但这些承诺从未转化为实际行动，甚至通过“拆东补西”的方式拖延（如用新请托人的款项退还旧请托人部分资金）。这种“承诺空转”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时间差维持对财物的非法控制，其敷衍态度已升级为对财产权的直接侵害。

3.对财物返还可能性的人为阻断

当请托人明确要求终止委托并返还财物时，行为人不仅拒绝退款，还通过虚构“财物已用于打点关系无法追回”“已被第三方占用”等理由，人为制造退款障碍。这种通过虚构事实阻断返还路径的行为，与推脱敷衍形成叠加效应，足以证明其“永久占有”的主观意图。

本案中，汪某在向曾某作出承诺前经济能力较差，个人征信记录不良，在明知自己经济状况堪忧的情况下，仍将其收取的请托费用挪作个人使用，这种“明知无能力而挪用”的行为，显然已超出临时借用的范畴。在学籍办理失败后，汪某仍将11万元定金用于归还个人贷款，在面对曾某催款时，汪某以“受托人尚未退款”为由拖延退还，直至案发后才被迫退还部分款项。针对汪某的部分退款行为，从时间上看，汪某是在曾某多次催要、案发临近的压力下退还部分款项，属于被动退赃，而非主动履约；从金额上看，汪某退还的数额远不足以覆盖受害人主要损失，难以体现其还款诚意；从动机上看，其退还行为更可能是为了缓解被害人追讨压力、规避刑事追责，而非弥补损失。综上，汪某财物处置的私人化、推脱理由的虚假性及其退还财物的被动性，均可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行为人完成部分请托事项时的量化认定规则

法院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并非基于单一事实，而是通过资金去向、履约能力、完成比例等多重客观事实形成的证据链。这种推定逻辑既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也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契合刑法理论中“综合判断说”的立场——需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集合，整体推定其主观意图。

（一）个人侵占与请托支出的比例划分

资金的实际用途是反映行为人主观意图的核心指标，学界通说认为，财物处置的方向性选择直接体现占有意图的合法性。若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受托人报酬、疏通关系等请托事项的必要支出，即使最终未完成请托，也可能被认定为民事委托中的履约失败；若大部分费用被用于个人消费或偿还无关债务，被侵占的资金脱离被害人基于请托目的交付财物的预期范围，则可依据“排除意思”理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便存在部分资金用于请托事项，若个人侵占部分占比过高，且该部分支出具有不可追回性，则足以体现其“以请托为名行占有之实”的主观恶性。需注意的是，资金用途的判断应排除请托过程中必要的交通、通讯等合理损耗，仅针对超出合理范围的个人侵占行为。

本案中，汪某收取的61.9万元中，44.4万元用于支付受托人（占比71.7%），剩余17.5万元直接据为己有并用于归还个人债务。该比例虽表面显示大部分资金用于请托，但结合其承诺的事项规模（50余名学生），实际用于请托的资金仍显不足——44.4万元需覆盖50余名学生的疏通费用，人均不足9000元，与同类请托事项的市场成本存在显著差距。更关键的是，被其侵占的17.5万元属于偿还旧债的非生产性支出，且其事前明知无能力归还，依据实务中“资金私人化处置即推定非法占有”的裁判规则，该部分资金自始即被纳入个人所有范畴，而非基于委托关系的暂为保管。

（二）履约能力与承诺规模的匹配程度

履约能力与承诺规模的匹配程度，是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其核心在于通过行为人自身客观条件与所承诺请托事项之间的本质冲突，判断其是否自始明知请托事项无法完成，进而依据“预见可能性理论”推定其欺骗故意。

一方面，需审查身份与事项是否存在本质割裂。行为人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应结合其身份、资源、经验等客观条件综合判断。若行为人所处的职业领域、岗位职权与请托事项分属完全不同的范畴，且该领域对请托事项的实现无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则其承诺的请托事项缺乏最基本的身份基础。这种割裂并非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有无资格介入的问题，意味着行为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推进请托事项的身份前提，其承诺本质上是脱离自身客观条件的虚构，符合“自始无履约可能”的诈骗构成特征。

另一方面，需考察资源与需求是否错配。行为人声称拥有的人脉、渠道、信息等资源与请托事项的规模、难度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即现有资源无论是在数量、层级还是效力上，都无法满足请托事项的实际需求。请托事项的实现往往依赖特定领域的专属资源，若行为人自身或其可调动的资源在该领域内无任何实际影响力，或其资源的覆盖范围、操作权限与请托事项的要求存在量级上的差距，则资源与需求的错配会直接导致请托事项失去实现的可能性。这种错配并非资源暂时不足，而是资源与需求根本不匹配，反映出行为人对自身资源的夸大与虚构，符合诈骗罪中“虚构事实”的行为要件。

本案中，汪某的履约能力与承诺规模存在三重矛盾：其一，身份矛盾。作为税务系统公职人员，其与教育招生系统无任何职权关联，缺乏内部运作的基础，符合“身份与事项本质割裂”的特征。其二，资源矛盾。其办理入学手续完全依赖受托人，而受托人最终仅办成4人，说明受托人本身也无足够能力，形成“资源与需求错配”。其三，经验矛盾。汪某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初中、高中入学需符合严格的政策规定，为50余名未达线学生办理入学显然超出合理操作范围。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被害人急于入学的心理，通过虚假承诺骗取财物，其主观上对无法完成大部分请托已有预期，收取费用时便暗藏“能办则办，办不成则占”的概括故意，符合实务中“超出合理能力范围承诺即推定非法占有”的裁判逻辑。

（三）部分履约象征性与欺骗性的司法识别

部分履约的象征性与欺骗性，核心在于判断该行为是否服务于整体诈骗意图，而非单纯以存在履约行为否定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刑法理论中的“手段行为说”，若部分履约是为了掩盖诈骗真相、持续控制财物，则该行为属于诈骗犯罪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行为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实质履约价值，是行为人掩盖欺骗意图、实现非法控制财物的手段。

从比例层面看，若部分履约的规模与承诺事项的总量存在显著差距，其完成的范围仅占小比例，难以体现积极履约的诚意。这种比例上的失衡，使得该行为更倾向于以少量实际行动掩盖大量欺骗的策略，而非基于真实履约意愿的努力。其本质是通过有限的成果制造具备履约能力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为持续获取财物创造条件，符合“以部分履约强化错误认识”的诈骗手法特征。

从动机层面看，部分履约的实现缺乏稳定的基础与可复制的逻辑，其完成更多依赖偶然因素或第三方的独立行为，而非行为人自身能力的体现。行为人对该部分履约的促成缺乏主动规划与实质性投入，其核心目的并非推进整体请托事项，而是利用该结果强化被害人的错误认识，使其相信后续事项仍可完成，进而继续交付财物。这种动机上的欺骗性，使得部分履约成为诱骗被害人的工具，而非履行承诺的证明，符合“诈骗行为持续性”的理论要求。

从效果层面看，部分履约客观上强化了被害人对行为人能力与承诺的信任，导致被害人在错误认知的驱使下，进一步交付财物或放弃对已交付财物的追索。该行为的实际作用是维系诈骗关系的持续性，为行为人拖延时间、转移财物或逃避责任提供便利，其最终指向的仍是对财物的非法占有，而非实现请托事项的初衷。司法实践中，若部分履约的目的是骗取更多财物，则该行为不仅不能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反而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本案中，汪某向曾某承诺可为50余名学生办理入学手续，但仅成功办理4名学生入学手续。从比例上看，4人仅占50余名学生的7%，属于极少数，符合“象征性履约”的特征；从动机上看，这4人的成功更可能是受托人偶然运作的结果，而非汪某有计划履约的体现，缺乏“实质性投入”；从效果上看，该部分成功反而强化了曾某对汪某“有能力”的信任，使其继续交付后续费用，客观上成为诈骗的辅助手段，符合“以部分履约促进整体诈骗”的实务认定标准。

综上，在请托型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核心在于借助是否存在虚构能力、推诿拖延、资金挪作他用、履约比例较小等客观事实，穿透式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将财物永久占为己有”的意图。本案中，汪某虽存在部分履行行为，亦确实完成部分请托事项，但其明知请托事项不可能全部实现，却仍向曾某作出虚假承诺，以部分履约行为欺骗曾某继续交付请托财物，并在自身无还款能力的情形下将请托财物挪作个人使用，在曾某多次催要下仅退还部分款项，符合“请托型”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件。本案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为基础，结合资金去向的比例划分、履约能力与承诺规模的匹配程度，辅之以对部分履约性质的识别，通过多重客观事实形成证据链，最终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司法实践中此类复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清晰指引。

编写人：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崔求明、赵忆雪

原文载《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国家法官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中国法治出版社有限公司，2026年6月第一版。